司马南的电话录音里，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文学要永远揭露社会的黑暗。这一说法，勾起人们对80年前延安的回忆。当时的文学界在文艺座谈会上表达各自的看法，认为文学与政治并非谁压着谁、谁领导谁的问题，文学并不是用来歌功颂德的，文学的根本任务，是揭露社会的阴暗，提醒人们警醒。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个夜晚，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付出了血和牺牲，既有功绩也有德行，为什么不该歌颂？为什么不该颂扬？有人用杜甫的诗句来回应，说现在的“韩荆州”其实就是工人、农民和士兵。随后，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人、农民、解放军而创作、为他们所利用。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必须走进群众，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农兵群众的斗争之中，去到最广阔、最丰富的源泉那里。
展开剩余38%80年前解决的问题，今天又一次出现在现实里。青年小王的担忧，反映出当前教育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正在积累与显现。更广的背景是国际层面的变化，美国推动中美脱钩，这被视为百年大变局的一部分，可能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即便如此，脱钩的影响也远不及美国对中国长期进行的和平演变那样深刻与持续。
面对系统性的和平演变与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虽然司马南仍处于辩论的对手地位，但在这样的大格局下，他和同道者的胜算到底有多大，似乎很难一言而定。真正的胜负，或许更多地取决于公众是否能觉醒、是否愿意走进校园、走进社会、走进群众的心里去讨论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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